38歲的Lara Giddings女士這周一（1月24日）宣誓就任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第44任州長，是塔州第一位女州長，也是澳大利亞六個州現任州長中的第三位女州長。其他兩位分別為冷靜面對前兩周洪水泛濫的昆士蘭州州長Anna Bligh（50歲）和澳大利亞最大城市悉尼所在的新南威爾士州的州長 Kristina Keneally （42歲），加上去年當選的女總理49歲的Julia Gillard，這四位澳大利亞工黨各地領袖的平均年齡為44.75歲，其中Lara和Julia均為未婚。對了，澳大利亞還有一個68歲的女總督Quentin Bryce，再算上商界中澳洲電信(Telstra)董事會主席Catherine Livingstone 和西太平洋銀行(Westpac)首席執(zhí)行官Gail Kelly等等，在澳大利亞政壇和商界女性領袖的比例相對其他國家而言的確較高。同樣作為女性的我沒有在此炫耀澳大利亞女性地位崇高的意思，而是想說說這些女性上任的背景。

　　Lara上任的原因是前任男州長David Bartlett先生主動請辭，她作為副州長被推選接任。而David辭職的理由是一周七天的忙碌工作與他希望成為兩個年幼孩子好父親的愿望不兼容（他上周日在Facebook上公布的辭職宣言上原話是 “working seven days a week and wanting to be a better father for Hudson and Matilda has become incompatible as the children are growing up”），他寧愿退居黨內做副手的位置換得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他的這一選擇估計會讓許多中國崇尚 “先天下之憂而憂”相信任重而道遠的弘毅之士不能理解，也可能讓不相信這一簡單理由的復雜頭腦覺得他肯定另有隱情。然而眾多的澳大利亞人民包括我本人的確相信這是一個十足充分的理由，因為這是一個講究人性的社會，如果一個人連自己最親近的家人都不能盡職盡責，你又如何能相信他對他人對社會能全力以赴盡忠職守呢？我們對他個人的決定當然不能表示反對，但我們也會回顧一下他的政績。David是民選的州長，然而在去年年底當選州長僅10個月的時間他的支持率已經低于30%，如果沒有綠黨的支持他的威望早已不如在野的自由黨了。所以Lara女士實實在在是臨危受命，未來三年將面對的肯定不是輕松的日子。

　　Lara當然不是澳洲政壇上第一位臨危受命的女性?，F任的其他兩位女州長和總理其實都曾面臨類似的局面勇挑重擔，只不過Anna和Julia之后都幸運地憑實力正式當選。而她們的前輩上世紀90年代維多利亞州前州長Joan Kirner、西澳州前州長Carmen Lawrence還有北半球加拿大前總理Kim Campbell等臨危受命幫人收拾殘局之后就沒有這樣的好運，全部在競選連任時敗北。新州州長Kristina是工黨近五年任期內推選的第四任州長（前三任全部為男士），目前正處在換屆選舉過程中，能否連任還是個未知數。商界中也有類似案例，比如澳洲James Hardie 公司深受石棉官司影響時任命的主席Meredith Hellicar 和美國Lehman Brother 投行的首席財務官Erin Callan接手的都是裝了毒酒的金杯。

　　最近英國有個商業(yè)調查報告顯示在西方國家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當選一些“安全”的職位，但面臨危機和明顯輸局的時候女性比男性通常得到更多的支持。這到底是女人比男人更有實力和毅力去收拾殘局面對困難呢？還是男人們不計較女人的無能找個替罪羊來脫身呢？

　　一直以來玻璃天花板是無處不在的。即使現今的跨國公司都有一條多樣化和包容性（Diversity & Inclusiveness）的指標，女性在董事會和高層管理人員中的比例是考核標準之一。這本來是個提倡男女平等的好事，但當你作為其中一員聽到男性高管意味深長地談起這一指標時還是會有些不自在，仿佛覺得自己這個位置不是憑實力得來的而是為了滿足這指標的濫竽充數。我有一個在19個國家工作過的男同事作了一個總結，就是獲得同一高位的女性論實力至少要比男性高出30%。我不知道他的數據來源，但我不否認這還是一個男性主導的社會，即使在澳大利亞這個擁有女總督女總理女州長女市長地大物博人口不多的國家。

　　雖然大部分女性還是更愿意選擇簡單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能夠擁有數位臨危受命的女性還是一件值得可喜可賀的事情。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取決于生活在其中女人們的快樂指數，我相信一個讓女性從容快樂的社會才是一個成熟健康的社會。我也相信這世上從來不缺少優(yōu)秀女性，只是希望有更多從容快樂的女性，手里端的都是盛著美酒的金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