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走出國門,經理人就會遇到跨文化管理帶來的各種考驗,畢竟文化差異不像語言不通那么簡單。盡管有的經理人能操幾國語言,但處理具體文化沖突時,并非總能得心應手;當然也有經理人只會說中文,在協(xié)調不同市場時仍顯得游刃有余。原因何在?
日前,在“海外并購的潛在挑戰(zhàn)—————跨國團隊的文化沖突管理”論壇上,新加坡國立大學管理學院組織系主任陳慧芬教授提出,經理人的“文化情商”(CultureQuo鄄tient,簡稱CQ)關系到企業(yè)跨國管理的成敗,因此也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職業(yè)經理人應該具備的素質之一。
1、文化情商三要素
近年來,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管理學院院長ChristopherEarley教授的帶領下,陳慧芬及其同事一直在進行文化情商方面的研究工作。
陳慧芬介紹說,所謂情商,是指幫助人與他人進行交流、產生情感共鳴的能力;文化情商則是指人們有效應對全新文化背景的能力,直接關系到人們在異文化語境中的行為方式。
身處全球經濟圈的管理者,經常會面臨多種不同的文化及其沖突,譬如國家文化、地區(qū)文化、職能文化,甚至個人文化,“文化情商”可以幫助他們在復雜的沖突環(huán)境中找到方向。
ChristopherEarley與陳慧芬的研究表明,文化情商的高低決定了人們在進入新環(huán)境后,調整自身管理方式所需時間的長短。文化情商較高的人,往往只需少量的時間便可以進行自我調整,降低管理的難度與摩擦。
一般來說,人的文化情商高低取決于3個要素,即“頭腦、心與身體”。
第1個要素“頭腦”,是指思考能力,即能否理解目前的文化狀況,然后考慮是否有應對新文化的方法;第2個要素“心”,是指是否具有及時反應的能力,是否有失敗了再重新開始的信心與勇氣;第3個要素“身體”,是指能否快速拿出得體、有效的行動。
論壇上,一位來自某跨國企業(yè)的韓國籍經理表達了自己的苦惱:“我在公司演講時,其他人都不認真聽,他們總是在悄悄議論其它內容,根本不關注我在講什么。最后,我只好放棄,決定不再發(fā)表演講。”陳慧芬認為,這位經理缺少第2個要素——“心”,即沒有重新開始與其他人交往的自信與動力,這必然會影響到他的日常管理。
2、“變色龍”是最高境界
ChristopherEarley教授在對60個組織中的2000名員工進行調研后,將管理者按文化情商的高低劃分為6種類型。
最基層的為“當?shù)厝?rdquo;,既不具備“頭”、“心”,也不擁有“身體”,他們的文化情商比較低,只能理解跟自己類似的人。
第2類是“分析者”,算是略有“頭腦”的人,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知道如何進行分析。
第3類是與“分析者”相類似的“順其自然者”,他們在新的文化環(huán)境中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后,能依靠直覺對情況作出分析、判斷。
但是在復雜的文化環(huán)境中,僅有直覺是不夠的。第4類人是“大使”,他們在對異文化不甚了了的情況下,仍然能產生極強的說服力,并向周圍的人傳播這樣一種信息:“我知道我在這個文化背景中的位置”。研究結果表明,絕大多數(shù)跨國公司的管理者都屬于這個類型。
接下來的一種是“模仿者”,他們可以通過對對方行為的有效模仿,令對方產生安全感,形成輕松的互動溝通氛圍。
最后一種類型也是大多數(shù)人都追求的理想類型—————“變色龍”。這類人會經常會被誤認為是該文化背景中的“當?shù)厝?rdquo;,他們既能從內部人的角度著想,也能站在外部客觀地分析問題。研究表明,僅有5%的管理者是“變色龍”,這類人可謂是稀有動物,擁有最高的文化情商。
3、經理人需補課
在介紹了相關的研究成果后,陳慧芬表示,中國經理人有必要在文化情商方面補上一課。首先是要對自己的文化情商有清晰的判斷,勇于改變自我以適應所在地區(qū)的文化。她還建議說,中國經理人可以從模仿做起,比如在英國市場就按照英國人的做法來推動工作,最終達到“變色龍”的階段。
這一觀點得到了TCL—湯姆遜公司新興市場利潤中心副總裁童雪松的贊同。在TCL與湯姆遜的跨國并購中,童雪松發(fā)現(xiàn),中國職業(yè)經理人的文化情商普遍不高,“走出去”之前特別應該補上這樣一堂課。
童雪松指出,無論多么復雜的并購,總有一天會以簽約結束,但整合卻是一個沒完沒了的過程。并購的關鍵在于整合,整合的核心是文化整合,文化則是一種非常微妙的東西。在今天的并購中,中國文化往往處于弱勢,但中國職業(yè)經理人不必戰(zhàn)戰(zhàn)兢兢。相反,他們要力爭在整合過程中占主導地位。
陳慧芬強調:文化情商的核心不是強調差異,而是強調共性,找到通用原則,結合當時、當?shù)氐木唧w情況調整。“領導力的許多原則可以適用于全球,比如創(chuàng)建愿景、激勵員工等,但領導風格卻是因人而異,需要因地制宜,這就體現(xiàn)了經理人文化情商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