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yè)文化 建設過程中，員工的教育是一為自覺地轉移到組織要求的“大方向”上來。而我們現(xiàn)實的作法，卻往往犯了如上一開始的錯誤，喜歡講大道理，喜歡不著邊際地講企業(yè)如何如何，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個重要話題，甚至許多 企業(yè)管理 出現(xiàn)問題的領導人，將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文化建設方面。但是，現(xiàn)實的情境我們也知道，大部分企業(yè)的文化建設流于形式，不僅沒有起到教育和引導員工的作用，反而因為逼迫員工學習文化理念而遭到頻繁的抵制和反抗。結果就是，大部分的文化建設工作基本上“有”疾而終。

   那么，到底應該和員工談什么？或者說，在日常的管理中，員工最希望領導說的是什么？我在之前的一些文章中多次提到了從員工關心和關注的問題入手、從員工的感同身受和耳濡目染入手、從員工的家長里短說起等等話題，希望表達的就是，在倡導平等的現(xiàn)代社會和在一個以契約為紐帶的企業(yè)組織中，企業(yè)對員工進行文化教育活動，不能光是為了企業(yè)的目的讓員工怎樣怎樣，而應該從主觀變?yōu)榭陀^，從員工的角度去思考，看看他們關心什么、希望什么、喜歡和不喜歡什么等等，從他們關心和關注的而不是從企業(yè)主關心和關注的東西入手去解決問題。

   近日在“中國選舉與治理網(wǎng)”上看到高戈里先生寫的一篇文章“188萬國民黨起義投誠部隊經歷了怎樣的改造？——中共如何對國民黨部隊進行改造”，里面提到的故事發(fā)人深?。?br />
    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師一部在遼寧海城起義，更名為“民主同盟軍第1軍”。對來自敵對營壘的官兵，必須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把改造起義部隊看成是一場政治戰(zhàn)役，那么，戰(zhàn)役的突破口就應該選擇在對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闖出這條新路并找到這場政治戰(zhàn)役的突破口，源于一次“倒過來講”的政治教育嘗試之中。

       據(jù)“民主同盟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徐文烈1947年主持撰寫的《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記載：……起義之初安東整訓期間的政治教育，多是從正面講國民黨反動派“賣國獨裁”“發(fā)動內戰(zhàn)”等大道理，結果，不但與起義官兵親身體會的剝削、壓迫距離太遠，還常常與起義官兵長期形成的“正統(tǒng)觀念”相抵觸。后來，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體考察了一個連隊，結果發(fā)現(xiàn)，在139名士兵中，對國民黨蔣介石有敵意的只有兩個人;覺得國民黨蔣介石的黑暗統(tǒng)治不好，但認為自己命該如此的有5人;對鄉(xiāng)鎮(zhèn)保甲長及惡霸地主沒有敵意的只有11人，其余全都痛恨鄉(xiāng)鎮(zhèn)保甲長和地主惡霸。另一個連隊的84名士兵中，有83人挨過軍官的打，沒挨過打的只有一位某軍官的親戚。

        在此調查的基礎上，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做了個“實驗”——“倒過來講”，先從士兵親身感受鄉(xiāng)鎮(zhèn)保長、甲長和惡霸地主的剝削壓迫講起，從士兵所遭受長官的欺壓講起，再來講蔣介石統(tǒng)治集團維護階級壓迫制度的本質。果然，一“倒過來講”，幾乎是瞬間，便激發(fā)了起義士兵的階級仇恨和政治覺悟。

　　如前所述，“倒過來講”，其實就是從底層最關心的問題開始。只有解決了底層最關注的基本問題，才有可能讓他們一步步“提高覺悟”，將自己的思維和行為自覺地轉移到組織要求的“大方向”上來。而我們現(xiàn)實的作法，卻往往犯了如上一開始的錯誤，喜歡講大道理，喜歡不著邊際地講企業(yè)如何如何，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值得借鑒的還有如下關于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說法，這樣的說法其實對我們出于迷惘之中的企業(yè)文化從業(yè)者們也有很大的幫助：

    多少年后，不少起義官兵回憶，當年的指導員、教導員、政委們不僅平易近人，還給他們留下了讀書多、見識廣、思想深刻的印象。其實，這些政治工作干部多數(shù)文化程度并不高，只不過他們宣傳官兵平等、軍民一致的啟蒙道理，給了那些奴化意識根深蒂固的起義官兵以耳目一新、沒齒難忘的人權啟迪，進而實現(xiàn)了麻木靈魂的徹底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