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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9月16日    夢如是 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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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來了半年,經(jīng)理就把這家公司管理得“日薄西山”

老板、中層、員工誰之過?

晚上9點,張曉莉在昏黃的燈光下打開筆記本電腦,又看了一遍《天下無賊》——她倒不是為了看那位最近傳出婚變的明星,而是為了反復品味另一位以“癱”聞名的明星說過的一句臺詞:“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

她想知道人心是怎么散的。

在全市聞名遐邇的D文化傳媒公司里,張曉莉只是個不起眼的小角色。

如今是張曉莉作為“空氣”存在于公司的第四個年頭——她忽然覺得這是個不尋常的年景,當然,不是好的方面。

在D公司,張曉莉曾度過了怡然自得的三年:每天早上九點多喝著酸奶晃晃悠悠走進辦公室,寫寫稿,做做PPT,一上午就過去了;中午吃完飯打個瞌睡,下午出去跑跑客戶,或者干脆以“跑客戶”的名義跟同事去周邊逛街——D公司的辦公地點就在市中心一座新啟用的寫字樓里,那周圍的綜合體夠她逛。

當然,張曉莉也有忙起來的時候——最讓她操心的是給客戶看的PPT,由于要在客戶面前充分展示公司實力(這樣才好“讓”客戶投廣告),部門吳主任對這個都非常重視,所以這也成了她唯一需要加班到晚上七點半才能完成的任務。當然,這種時候不多,每月一次了不起了,持續(xù)時間還不如她的例假。

更讓人羨慕的是,張曉莉的工作雖然輕松,收入?yún)s不低:每月基本工資3000多,每季度有獎金,每次舉辦活動也有獎金,部門拉來廣告,公司還會發(fā)獎勵——這時吳主任總會大方地把獎勵均分給每個人,理由是大家雖然分工不同,但都付出了辛勞。這樣算下來,張曉莉的年收入大概在12萬左右,跟同事比不算多,卻也足夠讓她躋身所在城市的中高收入群體。

上述內(nèi)容就是體面的都市女白領張曉莉的幸福生活,也是她如今常常獨坐窗前,不斷追憶的美好舊時光。

去年春天,D公司迎來了一位新的總經(jīng)理——嚴總,這是一位既喝過洋墨水,又跑過基層業(yè)務的全方位復合型人才。上任伊始,他就對D公司進行了全方位復合型的改革。

張曉莉很快發(fā)現(xiàn),嚴總很對得起自己的姓氏,真的很嚴。

比如嚴總上任的第二個星期,被他抓住上班遲到的6名員工就被扣了工資——不多,每人50塊。然后他要求綜合部下發(fā)通知,重申了“所有員工必須早8點上班、晚6點下班,上下班都要打指紋,而且中午只有1個小時是休息時間”的紀律——員工就算沒事,也得端端正正地在辦公桌前坐夠9個小時。

同時,嚴總還要求員工上班必須著正裝,以彰顯公司形象;在辦公室里不能隨意上網(wǎng),不能玩手機,不能談論跟工作無關的事——像“XX商城新開了一家冰激凌店,好好吃,咱們?nèi)L嘗吧”這類的內(nèi)容,是明令禁止的,除非你別讓他聽見。

平心而論,這些規(guī)定并不過分,只是員工們自由散漫慣了,很不適應。針對這個情況,嚴總在到任的第三周開了一次全體員工大會,告訴大家不適應沒關系,如果誰覺得某項規(guī)定不合適,可以當面跟他說,但不能跟別的同事說,更不能在辦公室、會議室、餐廳這些地方說。結果可想而知,誰也不去當面跟他說。

一開始,大部分員工對這些新規(guī)也不怎么放在心上——難道嚴總還能每天挨個辦公室轉悠嗎?既然他不能,那大家還是該吃吃該喝喝該聊聊,頂多別再穿拖鞋和短褲上班就是了,有啥大不了的?

后來事實證明,這些確實沒啥大不了的——特別是跟之后的“暴風驟雨”比起來,更顯得微不足道。

到任一個多月后,嚴總修改了公司的考核制度。他英明地指出:做媒體的,應該崇尚“內(nèi)容為王”,以前“能拉廣告就是大爺”的考核方法是竭澤而漁的短視行為,必將導致D公司落后于時代潮流。所以他規(guī)定:不管員工能拉來多少廣告、為公司帶來多少收益,都必須寫稿子,稿件質(zhì)量在新的考核辦法中占一半比重,誰的稿件寫得不夠多、或不夠好,就降薪、扣獎金。

可是問題又來了:稿件“多不多”還好說,“好不好”,由誰說了算呢?嚴總的答案是:社會版塊的人。

在此之前,D公司的稿件審核人員是比較少的,而且平時基本只負責校對錯別字和不通順的語句,讓他們來評定稿件質(zhì)量,嚴總也知道不靠譜。于是他說,社會版塊平時寫稿最多,文筆最好,暫時先由他們承擔起這個任務。

于是嚴總創(chuàng)造了一個奇跡:十幾年來一直門可羅雀的社會板塊辦公室,突然變得門庭若市,大家爭相巴結起那些過去連招呼都懶得打的“書呆子”和“憤青”來,從幫忙打飯到請客吃飯,從幫忙取快遞到幫忙寄快遞,干什么的都有。

這幅景象為后來的一系列“巨變”拉開了序幕。

當大家都緊張起來的時刻,張曉莉卻保持著淡定——工作這幾年來,她一直都是公司里最云淡風輕的人之一,好像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紛亂,她心里始終有個屬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可以讓她過著“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生活。當然,更現(xiàn)實的原因是她作為部門的寫稿主力(碼字這種活,老員工都懶得干),完成任務很輕松,工資不會因此下降。

然而工資不降,不代表收入不降——她還沒得意幾天,嚴總又出大招了。

這次的大招是收回所有員工手中的“客戶權”——在嚴總主持的第二次全體員工大會上(這種會以前不常開,張曉莉工作以來一共開過4次,其中3次都是嚴總開的),他用非常直白的話告訴大家:“你們以為能爭取到客戶,就說明你們很有本事?別自作多情了??蛻舾銈兒献?,根本不是看你們的面子,而是看公司的面子,要是沒有公司,你們什么都不是。”

這話雖然不中聽,但用在D公司上,倒還真有幾分道理,可問題是嚴總并不只對自家員工說這些,他對客戶也這么說。

很快,幾乎所有客戶都知道D公司變天了:從此,普通員工再也沒有權力降低哪怕一毛錢的廣告價格,甚至連建議權都沒有。擁有建議權的最低級別員工是各個版塊的部門主任,而決定權,屬于總經(jīng)理和副總經(jīng)理們。

于是客戶對普通員工們的熱情一落千丈,員工們跑客戶的熱情也一落千丈——這下他們倒是真的可以整天坐在辦公室里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嚴總比之前的總經(jīng)理忙得多:他一面要跟大大小小的客戶談這談那,一面還要審核大大小小的稿件和廣告內(nèi)容,越忙越煩,越煩越忙,在他眼里,下屬全成了一群不能替他分憂的飯桶。

——那就天天批評、周周加班、月月扣錢吧。

如是兩個月下來,吳主任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同事們的笑容越來越少,連最最云淡風輕的張曉莉也覺得云很濃,風很重。

說老實話,張曉莉壓根不在乎那塊兒八毛的工資,但自從客戶不再給她送購物卡,她就被迫無限期擱置了買咖啡機的計劃。

至于獎金——這是張曉莉月收入中的“大頭”——現(xiàn)在正向主任和兩個副主任手里高度集中。

“李哥,”某天下午快下班時,張曉莉瞅個辦公室里沒人的空叫住了李強,“上次接完活動,咱每人都分到了6000塊,怎么這次只有600?你少寫了個0吧?”

李強是個老實本分的人,比張曉莉早進公司兩年,平時都是他負責把部門的獎金打到每個人的銀行卡里。“怎么會呢,”李強有些疲憊地說,從他的表情看,張曉莉不是唯一一個問這種問題的人,“你放心吧,就是600塊,沒看錯。”

“為什么?”張曉莉問,“這次的獎勵這么少?公司也摳門了吧。”

“哪兒啊。”李強壓低了聲音,“公司給的獎勵還是那么多,但這是發(fā)給部門的,又不是發(fā)給咱。”

“你的意思是——”張曉莉若有所悟地說,“——他們?nèi)齻€主任把剩下的錢都——”

“對,就是你猜的那樣。”李強苦笑了一下,“主任說,這次活動是他們?nèi)齻€親自去跑客戶的,所以——唉,你懂的——”

“但是咱們也干了很多活??!你不是還加了倆通宵的班嗎——”

“所以主任給了我900,你們都是600。”李強說,“不過主任覺得他自己更辛苦?,F(xiàn)在他比之前忙多了,事事都要親力親為,還整天挨嚴總的罵,很不容易。”

張曉莉睜大了眼睛。“是這樣沒錯。”她勉強承認道,“但這又不是咱的問題,誰讓公司現(xiàn)在——”

“——這是誰的問題重要嗎?”李強打斷了她的話頭,“反正現(xiàn)在就這個樣子,你知道我沒少給你打錢就行了。”

“可是主任不怕你告訴我們真相?”張曉莉驚訝地說。

李強又苦笑了一下。“主任怕什么?他讓我寫了個分配方案,報了上去,嚴總簽字同意了的。”

兩人沉默了一會兒。

“嚴總也真是的,怎么能同意這種方案,他就不想想咱這些基層員工容易嗎?”張曉莉率先打破沉默,“還有吳主任,光想著嚴總同意,他就不怕咱罵他?!”

“嗨,咱算老幾?”李強說,“咱在人家吳主任眼里連根蔥都不如,他怎么會怕咱罵他?”

“那以后咱不給他干活就是了。”張曉莉氣憤憤地說,“反正累死累活地干也就那樣,何必呢。”

“豈止你這么想啊。”李強又壓低了聲音,“昨天下午你不在,王哥發(fā)牢騷,說‘給多少錢,出多少力’,吳主任老大不高興呢。他說,現(xiàn)在的年輕人,目光短淺、斤斤計較,沒資歷沒貢獻沒能力,就想要錢,太不成熟了。”

張曉莉抬起頭來。“是我太不成熟了嗎?”她皺著眉頭問。李強聳了聳肩。

“我不知道。”他說,“大概咱們都不成熟吧。”

被吳主任批評為“不成熟”的“王哥”名叫王松原,年紀不大,但比李強進公司還早了一年多。

在張曉莉和李強那場對話的兩周后,王松原向公司遞交了辭呈,轉投一家動漫制作公司,從事3D特效制作。這個活挺累人,經(jīng)常要忙到凌晨,收入也不高,不過王松原干得很開心——至少在朋友聚會時,他在張曉莉面前表現(xiàn)出來的樣子很開心。

他對她說:“我們是按工作量和業(yè)績提成的,多勞多得,干得好獎金就多,跟當不當主任沒關系,所以我舒心。你想,部門主任的職位畢竟很少,我這輩子熬不熬得到那個位置,很難說,幾歲才能熬到,更難說。我可不想壓抑那么多年。”

王松原提到“當主任”的話題也是有原因的:從前,D公司很多老員工手里都攥著一大把優(yōu)質(zhì)客戶,他們雖然不是部門主任,但收入很多,也就甘當閑云野鶴。按說這本來不算壞事,但有點副作用——一些“老家伙”仗著自己資格老、客戶多,經(jīng)常不聽部門主任的招呼,甚至當面頂撞主任,搞得年輕員工也有樣學樣,讓主任們的權威嚴重受損。

嚴總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由于考核制度的變化和“客戶權”的回收,老員工們要想維持從前的生活水平,就得拼命巴結部門主任,甚至拼命爭當部門主任,這就是所謂“不想被人使喚,就得使喚別人”的鐵律??墒遣块T主任一共也沒幾個,不可能大家都當上,那些當不上的人混不下去,只得出走——就在王松原辭職的前后,有7位四十歲以上的元老級員工也選擇了閃人。

“唉。”張曉莉左手支頤,有點心不在焉地嘆息著,“離開就一定好嗎?吳主任說,現(xiàn)在很多小公司更困難呢。”

這句話好像刺痛了王松原的自尊心。不過他還是很客氣地說:“在吳主任眼里,我們肯定是個‘小公司’,隨時可能倒閉,但D公司從前不也是個‘小公司’嗎?你們看到的現(xiàn)狀是,你們比我輕松,掙錢還比我多,所以你們覺得吳主任的選擇比我更正確。

但你們想過沒有,D公司從前的優(yōu)越是因為它幾乎壟斷了咱們市的市場,這對其他公司來說是不公平的,你們有錢有閑的生活對其他公司職員來說也是不公平的。這種狀況早晚要改變,你看現(xiàn)在S公司多猛,說不定他們很快就超過你們了。”

張曉莉呆呆地盯著王松原看了一會兒,不得不承認他說得對——才成立5年多的S公司確實發(fā)展很快,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全市僅次于D公司的重要力量。它也成了D公司老員工們離職后的首選。

“到那時候,我也去S公司。”同來參加聚會的李強乘著酒興說。這話引起了好幾個與會者的附和。

“到那時候?”王松原冷笑一聲,“到那時候你們還值錢嗎?要是讓我說啊,你們趁現(xiàn)在走吧。”

半晌沒人接口。過了一會,李強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最近張曉莉發(fā)現(xiàn),嚴總又迷上了“公司文化”。

這些東西都是人力資源部搞出來的,各種概念十分高大上,張曉莉完全搞不明白。不過公司里突然彌漫的激昂慷慨的氛圍已經(jīng)深深感染了她,讓她也變得激昂慷慨起來。

李強倒是沒跟著大家一起熱血沸騰。某天中午,兩人在餐廳里碰到,李強用最低分貝的音量向張曉莉闡釋了他理解的“公司文化”:嚴總說的“文化”,其實就是“既然你是D公司的員工,你就得多夸D公司的好。如果你覺得S公司或其他公司更好,你就是不對的,你就是D公司員工的‘敵人’。”

“我覺得這話沒錯呀。”張曉莉不解地說,“咱是D公司的人,為什么總要說自己不好,說別的公司好?你該不會真的也想跳槽吧——”

“哎——你小聲——”李強緊張地環(huán)顧四周,雙手連搖,“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說,我覺得這個邏輯不通啊。”

“怎么不通?”

李強的臉漲得通紅。“沒、沒——”他有點語無倫次地說,好幾個米飯粒從嘴里噴到下巴上,“我就隨便說說,吃飯吧。”

張曉莉覺得有點尷尬。她向來是與世無爭的,這也是別的同事雖不重視她、卻敢跟她說幾句真心話的原因之一,她不想破壞這種狀態(tài)。“我真沒別的意思。”她柔聲說,“我只是不懂啊。我聽人力資源部的趙姐說,S公司為了從咱這兒挖人,讓好多原來咱公司的老員工到處說咱的壞話——他們就是見不得咱是全市第一。”

商業(yè)競爭嘛,你說的這些事肯定有。”李強抬頭看著張曉莉,“咱不也經(jīng)常說S公司的壞話?大家彼此彼此。”

“可咱說的都是真的啊。”張曉莉說,“他們是使壞,整天搞小動作,故意給咱潑臟水。”

李強神秘地笑了。他低著頭,一邊撥弄著盤子里的卷心菜,一邊輕聲說,“你去過S公司嗎?你怎么知道咱罵他們的話就不是潑臟水?別的我不知道,反正我聽從家裝版塊跳槽過去的魏哥說,跟你同樣崗位的人在S公司一年能掙將近20萬,你呢?現(xiàn)在還有10萬嗎?”

“以前有的,現(xiàn)在沒有了。”張曉莉咽了口唾沫,“但是嚴總說了,員工要是頻繁跳槽,別的公司也會覺得你不忠誠,不會真的瞧得起你。再說現(xiàn)在公司困難著,員工不能光想著自己賺錢,要是公司保不住全市第一——”

“——保住全市第一,跟你有什么關系?”李強打斷道,“就是保住了,你的工資能漲嗎?”

“要是保不住,還會降啊。”張曉莉很久沒跟別人爭辯過了,一時間幾乎找不到合適的措辭,“咱的業(yè)績下降,公司很難——”

“行了行了,你說的這些我都聽過。”李強一反常態(tài),毫不客氣地說,“公司困難,可是嚴總的收入受影響了嗎?吳主任上個禮拜又在西部新城買了160平的房子,他受影響了嗎?公司困難咱就跟著受罪,他們怎么不跟著受罪?”

張曉莉默然。其實最近這段時間,類似的言論一直不絕于耳,連她這種“閑人”都聽得多了:老板嫌員工不肯出力,員工怨老板不夠意思。她不知道誰的話才是真相。

后來她又知道了一個事實:向來小心謹慎的李強那天之所以敢說這些話,是因為他也準備好了跳槽。

其實這些天來,嚴總心里也很苦:雖然他多次強調(diào),員工的成就都是背靠公司這棵“大樹”才取得的,但實際情況跟他的說法存在出入——比如一些跳槽的老員工帶走了優(yōu)質(zhì)客戶資源,還有些年輕員工把自己的創(chuàng)意貢獻給了別的公司,這些對D公司還是有相當大的影響的。

更讓嚴總郁悶的是,很多員工因為過得不爽,就倍加羨慕主要競爭對手S公司的寬松氛圍和優(yōu)厚報酬,本來S公司只有五分好的,經(jīng)過他們想象和渲染,就成了十分好。

如果換上一位總經(jīng)理面對這個情況,他會努力按照S公司的標準來改善D公司員工的待遇(當然,有些員工要求太過分,他也不會全都答應),不過嚴總似乎不打算那么做。他的對策是,盡可能說S公司及其他被員工羨慕的公司的壞話,本來S公司只有五分壞的地方,經(jīng)過他想象和渲染,就成了十分壞。

D公司努力放大著一切“S公司侮辱D公司”的事件。比如市里某部門舉辦了一個論壇,在排座次的時候不小心把S公司總經(jīng)理的座位排在了嚴總前面,雖然很快更正,但嚴總還是大罵S公司故意給D公司難堪。又比如D公司搞拓展訓練,日期跟S公司撞在了一起,人力資源部就抱怨說S公司從中搞鬼,故意把不好的場地留給D公司。甚至某明星來市里搞粉絲見面會,接受了S公司娛樂版塊記者的采訪,卻沒理會D公司,也被說成是“S公司故意羞辱”,連那位明星也被罵了個狗血淋頭。

其實沒人敢斷定S公司確實并非故意羞辱D公司——很多時候,它就是故意的,因為它們是競爭對手。然而D公司因此覺得,既然S公司是壞人,那么它善待自己員工的行為肯定也是錯的,是不值得借鑒的。

到這時,越來越多的人已經(jīng)明白,D公司打算在“高強度、低收入”的道路上走到黑了。所以大家也就打算在拋棄它的道路上走到黑——有本事的都在積極另謀高就,沒本事的每天出工不出力,嘴上提了一套又一套“創(chuàng)新方案”,卻沒人真的去落實它們。

尾聲

“公司不是我一個人的,而是大家的。”在第三次公司全體員工大會上,嚴總痛心疾首地說。此時公司業(yè)績已經(jīng)連續(xù)三個季度出現(xiàn)負增長。“你們怎么就不肯為公司出一份力呢?!”

會場鴉雀無聲。張曉莉小心翼翼地環(huán)顧四周(她不敢大幅度轉頭,那樣會被嚴總罵),發(fā)現(xiàn)大家面無表情,既沒有哀戚,也沒有悲涼,有的只是彷佛永無盡頭的冰冷和漠然。

“我們的錢一直在少,工作量一直在多,可你的錢一點都沒少,該買房買房,該出國出國,你還說公司是大家的?”會后張曉莉聽見同事憤憤不平地小聲嘟囔。她無從求證這些話的真假,但她開始相信這是真的。

不久之后,張曉莉接到大學同學的邀請,離開了D公司。出乎她意料的是,她受到了吳主任的全力挽留。

更出乎她意料的是,告別這個工作了四年的地方,她居然并不傷感。

她只是很累。從此以后,她不想再聽到D公司的任何消息,無論它重振雄風還是關門歇業(yè),都與她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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