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3月17日凌晨4點抵達德里，5個小時后，Raman先生就出現(xiàn)在了酒店的大堂里。

德里即將進入一年中最熱的旱季，每日 的氣溫都在向40度邁進，而Raman先生卻穿著一身灰色的西服，里外都裹得嚴嚴實實。相比之下，我的裝束就太不正式了—T恤、短褲、運動鞋。

“叫我Ajay。”他熱情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顫巍巍地走到大堂里的沙發(fā)坐下。他的膝蓋剛出了些問題，現(xiàn)在還在進行康復性訓練。

Ajay已經75歲了，滿頭銀發(fā)，行動緩慢。但很快你就會發(fā)現(xiàn)，他雖然年逾古稀，卻依舊志向高遠，或者說是野心勃勃。

我是通過朋友的朋友認識Ajay的。2002年到2004年，他曾在杭州浙江工商大學教書，專長是質量控制，即如何在成本付出最低的情況下使質量得到最優(yōu)化。現(xiàn)在，他經營著一家咨詢公司。此外，他還經常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幫助中印企業(yè)彼此尋找合作伙伴、貨源以及市常

早在2003年，Ajay就看到了中印之間的商機，他曾幫助好幾家印度企業(yè)在中國找到了供應商，比如，為印度一家大型塑料產品制造商從中國進口設備等等。那一年，他還在印度商業(yè)聯(lián)合會做了一次關于印度企業(yè)和中國企業(yè)合作的報告，但沒能引起重視。他對聯(lián)合會的漠視很無奈：“中國和印度必須一起發(fā)展，可惜印度的工商業(yè)者并沒有把中國人看成自己的合作伙伴。”

我曾問他，既然早就看到商機，又從事咨詢那么久，為什么自己不和中國做生意，哪怕是進口些中國商品到印度賣？事實上如果從2003年他就開始在中印之間做貿易，一切順利的話，他現(xiàn)在可能已經是個億萬富翁了。在義烏有很多成功的印度貿易商，他們中間許多人的起步時間甚至在2003年之后。

“很多人都這么問過我，但咨詢是我的專業(yè)。”他的回答很簡單。

每日 早上五點，Ajay就起床工作—他在一個商業(yè)組織的網站上注冊了自己的郵箱，網站會不定時地向他發(fā)送來自中國的貨源消息和需求。他會在這些信息里尋找商機。

“你們中國人總是喜歡睡懶覺。”他曾在德里時間上午五點，北京時間上午七點半給我打電話，而我仍在睡夢中。他說他可不喜歡把時間花在做夢上。后來我忍不住問他，為什么不安享晚年呢？他說：“妻子過世的時候，我曾向她保證，不管做什么我都要盡全力去完成。”

這精神實在令人敬佩。問題是，我們很快就領悟到，他希望我們也能效仿他身體力行的這個諾言。在第一次見面時，他就直白地向我表達了他的要求：“請向我保證，親愛的，想辦法讓我回到中國。告訴他們，中國需要我。”

之后他又陸續(xù)向我們提出了更多具體的要求，其中包括：為他介紹中國生產電動車的企業(yè)，為他列一張至少包含50到60家中國工業(yè)產品生產企業(yè)的名單以及為他介紹在印度的中國企業(yè)等等。

我曾多次告訴他，我們是記者，主要的工作是采訪報道，而他卻固執(zhí)地相信只要我們愿意，就一定能夠讓他獲得中國企業(yè)的青睞。

“好吧，我會在文章中寫上你還想去中國的。”我對他說。

“不，不是我想去中國，而是你想Ajay到中國去。你要告訴別人：‘我們需要他’。”他強調，“我希望你能為我這么做，因為上一次就是這樣發(fā)生的。一位杭州的女士看見了我關于質量控制的論文，并且邀請我去參加了一次相關的研討會，她對人們說中國需要Ajay，于是浙江工商大學就聘請我做教授。你知道，我沒有博士學位，甚至沒有碩士學位，我只是個本科生，不過我有40多年的經驗。”

中國經驗告訴Ajay，毛遂自薦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們面前，他卻絲毫不掩飾自己對中國的留戀，不斷地向我們強調自己的優(yōu)勢。我很好奇是什么讓Ajay對中國念念不忘，于是在他不斷地向我們提出要求的間隙，也不斷地問他“why”。有一次他告訴我：“在中國，人們會傾聽你的想法，而在印度，人們總是自以為是。”又有一次他說：“中國讓我感到年輕，讓我對自己又有了信心。”還有一次他回答：“如果現(xiàn)在不在中國找機會，那么你就會錯過這趟車。”

“在印度，人們都叫我‘中國先生’。”在酒店大堂的沙發(fā)上，Ajay向我宣布。他對這個稱謂相當滿意。

“如果你愿意，也叫我‘中國先生’吧１

非常態(tài)官二代

酒店位于新德里干諾圓環(huán)的外環(huán)上。在英國人埃德溫·勒琴斯所設計的新德里，干諾圓環(huán)的長廊和廊柱是最能體現(xiàn)其簡潔古典主義的一部分。雖然如今以圓環(huán)為中心的輻射網道路上已冒出一座座龐大的新街區(qū)，但圓環(huán)本身依舊保持著百年歲月的痕跡，以至于當我們在凌晨到達時，誤以為到了落魄凋零的城鄉(xiāng)結合部。

“這里是德里最昂貴的街區(qū)之一，價格絲毫不遜于上海，甚至紐約。”Ajay說。他的房子就在附近，自然也價值不菲。寒暄一陣后，他便邀請我們去家中做客，不過在此之前他決定先帶我們看看新德里。

我們坐進他的雷諾轎車，開車的是他的司機Manish。在印度，有自己的汽車和司機是每個有身份的人必要的排場，而且花費并不大。

“恰路，恰路。”Ajay一邊用印地語指揮著司機，一邊向我們介紹沿途的建筑。到德里之前，我正在閱讀英國人威廉·達爾林普的《精靈之城：德里一年》。在書中，達爾林普盡情地表達了他對勒琴斯所設計的新德里的喜愛。

當空軍總部、陸軍總部、國會、議院、總統(tǒng)府，以及赫伯特·貝克設計的兩棟政府機關辦公大樓在我們眼前一一經過時，我開始理解達爾林普的感受—“新德里是大英帝國所創(chuàng)造的最精美的建筑藝術杰作……是特意建造來表現(xiàn)英印統(tǒng)治權威的牢不可破的”。

Ajay對勒琴斯的布局和建筑設計也是贊譽有加，不過他認為這是印度人的驕傲。“多么美好和平靜埃沒有哪里比得上德里—這一大塊一大塊的草坪都是公共區(qū)域，任何人都可以到這里來，享受這如畫的風景。”

車子最后從拉吉路穿過。在達爾林普的筆下，這條曾名為“英王大道”的路“是世上最宏偉壯觀的慶典大道之一，是大英帝國的香榭麗舍大道”。而對于Ajay，這里有更特殊的意味。

“那是印度門。”Ajay指著拉吉路上乳黃色的凱旋門說，“1921年，我父親第一個將代表印度獨立的三色旗插在了上面。第二天他就被關進了監(jiān)獄。不過幾天后又被放了出來，因為當時他還不滿18歲。”

“你的父親？”我們很驚訝。

Ajay早已預料到我們的反應。“他是第一位被人民選舉出來代表德里的國會議員，也曾是德里市的市長。”

“對了，1954年他還曾跟隨尼赫魯訪問中國，見了毛主席。當時是江澤民接待的他們。你知道，那時候的江澤民還只是‘小江’。”他一邊說，一邊打開手機，翻到相冊里的一張黑白照片，指著上面的人頭對我們說：“看，這是尼赫魯，這是我父親，這是毛主席。”

回程的路上，通過Ajay的描述，我們大致清楚了他的父親—一位國大黨“老革命”的一生：

RadhaRaman1生于1904年，從小就有一種強烈的國家主義熱情，14歲時便跟隨圣雄甘地加入了自由革命。1931年，甘地發(fā)起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他也參與其中。1942年，他又參與發(fā)動了童軍運動。

同時Radha也是甘地反物質哲學的忠實信徒。他一生都堅守著一種簡單的生活，只有兩套衣服，一套洗，一套穿。即使在冬天，他也只穿這兩套。

印度獨立前，Radha在英國人的監(jiān)獄里大約度過了13年的時光。他是國大黨的元老，是國大黨青年團的創(chuàng)建人，并深得印度第一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信任。1947年印度獨立，印度國旗第一次飄揚在紅堡中，就是由Radha親手系上，由尼赫魯升起的。

1952年，Radha被人民選為德里國會議員，并在之后的十年里連任。1966年英迪拉·甘地組閣領導政府。次年，Radha被任命為德里市的教育部長。四年后他又被選為德里地區(qū)的首席部長，并擔任這一職務直到1977年。

說起父親，Ajay滔滔不絕。天氣很熱，他的汗水滲出了襯衫，嘴唇也起了皮，但依舊意猶未荊

“1947年印度獨立之后，他在國家和省的層面做了很多工作，不過教育是他一直專注的領域。他在德里創(chuàng)辦了三所學校，其中一所還由當時的副總統(tǒng)親自以我父親的名字命名。我們至今還經營著這三所學校。”

后面的幾天里，Ajay又陸陸續(xù)續(xù)和我們說了些家族的輝煌往事，其中最令他感懷的應該是1961年他結婚時的盛況：

“再也沒有這樣的婚禮了！那是多么不同的一次慶典！總統(tǒng)來了，總理來了，所有的內閣成員都來了，包括英迪拉·甘地也來了。這是唯一的一次婚禮，印度的三位總理同時到達，之后再也沒有這樣的事發(fā)生了！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嗎？在慶典開始前，尼赫魯代替了我父親，作為新郎的長輩在門口迎接總統(tǒng)和副總統(tǒng)１

不難從他的話中聽出對往昔的留戀，但每當意識到這一點時，他便會立即轉換語調：“哎……不過都是些老故事了１

我問Ajay：“為什么你沒有像很多印度政治家的孩子一樣子承父業(yè)，也進入政界？”

家族世襲制在國大黨內是一個普遍現(xiàn)象。“當一名高級國大黨成員退休或死去后，他的后代中的一個就會繼承其位置。而且國大黨還促使這種王朝式的繼承行為在印度社會更廣泛的領域變得越來越正?；?。”《金融時報》記者愛德華·盧斯在《不顧諸神》中寫道，“……在印度的公共社會生活中，只有兩個高級職位沒有被各大家族觸及，即中央銀行的行長以及陸?？湛倕⒅\長。”

“我確實也是有機會的。”Ajay回答，“1982年父親去世，英迪拉·甘地到我家吊唁時曾問我是否愿意進入政界。我其實可以很簡單地說‘Yes’，當時的氛圍非常有利。但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我們覺得政治和我一直從事的機械工程實在太不同了。她也覺得我的脾氣不太適合政治。我是個完美主義者，做事不光看結果，也看過程。所以我聽從了妻子的意見，那一章也就結束了。”他說得很平淡，但依舊透著些許遺憾。

“中國先生”不“中國”

車子很快便抵達了Ajay的家。這座兩層樓的寓所就是之前英迪拉·甘地來吊唁的地方。Ajay從父母手中繼承下來，現(xiàn)在和兩個兒子一同住在這里。2

房子是一長條排屋中的一段，有些年歲了，白色的外墻有些泛黑。不過相比之下，相鄰的幾間房子更顯破落，有些玻璃碎了，也沒有修。寓所前左右兩邊各有一堵墻，圍出了一個花園，不大，但足夠一個家庭的活動范圍。

Ajay的臥房和兩個兒子的家庭都在一樓，書房和會客廳在二樓。我們隨Ajay直接從狹長的樓道上了二樓的書房，這里也是他公司的辦公室。公司目前唯一的員工、總經理DayalChand先生正站在書房口等著我們。Dayal是個溫文爾雅的中年男子，高高瘦瘦，話很少，對Ajay畢恭畢敬、言聽計從。

書房里置著兩張桌子和四個柜子。幾乎所有的柜子上都摞滿了文件夾，只有最里側的小柜子除外。那柜子的上層供著印度教的神明奎師那、象神甘尼夏和大師賽巴巴，下層則擺放著中國的彌勒佛、大元寶和其他一些工藝品。

“看，他們都來自中國。”Ajay拿起大元寶和彌勒佛說，仿佛這是“中國先生”最好的裝飾。

Ajay花了近一個小時仔細地向我們介紹了自己的專業(yè)歷程。簡而言之，在去中國教書之前，他曾在印度一家著名的機械公司供職20年。1989年，他受聯(lián)合國和世界銀行的聘請到印度尼西亞為其政府工業(yè)部做了4年半的顧問。1994年回國后，他和小兒子一起創(chuàng)辦了現(xiàn)在這家咨詢公司。

他一邊介紹，一邊還從柜子里陸續(xù)翻出很多文件作為證明，其中最有趣的是兩本《世界名人錄》。Dayal很熟練地為我們翻到第7378頁，那一頁上印有Ajay和他的咨詢公司的概要。在中國也有這樣的名人錄，往往只要付點錢，就能上名冊。于是我問Ajay：“這需要花錢嗎？”

或許是問題太過直白，他有些不悅：“當然不，只有在行業(yè)中表現(xiàn)最突出的人和公司才能上這本書，這是世界范圍的。”

我為我的直白感到不好意思，便仔細閱讀了《名人錄》上的介紹。根據上面的解釋，這家由Ajay領導的共有11位專業(yè)人才組成的咨詢公司可以為企業(yè)提供幾乎所有的商業(yè)咨詢服務，從生產上的技術質量管理，到市場銷售，再到出口服務、跨國合作都是它的專長。我對該公司的全能感到驚訝，但并不打算繼續(xù)刨根問底，以免惹得“中國先生”更加不悅。

“喝些茶吧１Ajay說，這對我們來說無疑是個好建議，他的介紹實在過于冗長了。

我們穿過門廊到了會客廳，兩個穿著艷麗紗麗的印度婦女正從門廊盡頭的露臺上偷偷地望著我們。Ajay告訴我，她們是他的仆人，一個負責打掃房間，一個負責燒飯。一開始，我曾想，如果是在中國，這兩人的勞力必定可以縮減為一人。后來，在印度的時間長了，我便知道這兩人是必不能省的。雖然等級制度在印度已被廢除，但隱形的等級制一直存在。印度仆人有明確的分工，且職責不能僭越。一個得體的印度家庭也必須有幾個不同職責的仆人。

相比書房，會客廳寬敞多了。除了兩個來自中國的大花瓶外，一臺大約50英寸的液晶電視是這間房里最大的亮點。Dayal為我們送上了印度奶茶和餅干，我們喝著茶，開始談論起中國和印度。

“印度已經和中國有一定差距。”Ajay說，“2001年，中國突然加入了WTO，之后的6個月，世界就充滿了中國的產品。印度的第一反應是震驚。無論我們對歐洲、美洲出口什么，中國都有相當于我們半價的商品。我們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他認為1997年是印度和中國發(fā)展的分界線，從那以后中國發(fā)展更為迅猛。“我2000年到上海、杭州。那時上海只是個很普通的城市，沒什么高樓大廈。杭州連空調公交車都沒有，出租車很少，沒有人有汽車。青島、寧波、石家莊……也都沒有發(fā)展起來。”

這明顯不是事實。中國自1978年變革 開放后，經濟發(fā)展就在快速道上，而印度的經濟是在1991年廢除了獨立后開始實行的嚴格的管控制度—即所謂的“許可證制度”后，才有了顯著改觀。中國自1990年以后，除了1998年和1999年的GDP增長率分別在7.8%、7.6%外，其余年份的增長率都在8%以上，而印度的GDP增長率是在2003年之后才開始攀升，達到8%以上的。3此外，上海在2000年之前就已高樓林立—上海第一高樓金茂大廈建成于1998年，現(xiàn)在排名第八的上海交通金融大廈竣工于1999年，230米高的中國銀行大廈也建于1999年，211米高的萬都中心完工于1998年……至于杭州，缺少出租車是它一貫的問題，但2000年時，杭州的私家車總數已達16.28萬輛4。

不過，我并不打算因此而完全否定“中國先生”。和大多數印度人相比，Ajay確實已經夠“中國通”了。

兩個星期后，在印度圣城瓦拉納西的火車站里，有一位印度警察問我：“你們中國也有這么四通八達的鐵路嗎？”當我告訴他“是的”時，他緊接著又問：“你們的鐵路經常出事故吧？”我明白他指的是去年高鐵出軌的事故。大多數印度人對中國的了解來自媒體，而“自由”的印度媒體卻總以中國的負面報道吸引人們的眼球。在這位警察的印象里，中國是一個由獨裁統(tǒng)治者控制的，貧窮但發(fā)展迅速的軍事大國。

我們打算繼續(xù)向Ajay打聽中國企業(yè)在印度的情況，于是我問：“您知道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yè)希望到印度發(fā)展嗎？”

“是的，我感覺2001年以后到印度來的中國企業(yè)越來越多。”Ajay回答。我們本想聽聽他的觀察，但Ajay總有這樣的本事，無論說什么都轉回到他一直想向我們灌輸的重點—中國需要Ajay，中國企業(yè)需要Ajay：“通過以往的經驗，我們學到—公司要進入一個新市場，比如印度，就必須小心謹慎，必須在當地有一個可以信任的人。我一直研究企業(yè)如何在印度發(fā)展，又為聯(lián)合國、世界銀行工作過，為印度企業(yè)工作過，也懂得印度政治，所以我在這四個方面都具有優(yōu)勢１他說，“中國先生”這個稱謂不僅意味著他比大多數印度人更懂中國，也意味著他能為中國做更多。

此時已是下午兩點，于是我提議：為了感謝Ajay對我們的幫助，中午請他吃飯。然而沒料想這個提議倒引起了些小尷尬。

“你的預算是多少？”我一提議，Ajay便直截了當地問。這話令我有些窘。對于習慣了“客隨主便”的中國人來說這可不是一句有禮貌的話。

“您想吃什么？”我有些摸不著頭腦。

他面露難色似的對我們說：“我只在自己的俱樂部或者五星級酒店吃飯。”

之后他吧啦吧啦解釋了一大堆，大致內容是：他只放心五星級酒店和他的俱樂部的食物，而我穿著運動鞋和短褲，進不了對著裝要求嚴格的俱樂部，所以唯一的選擇是五星級酒店。但五星級的價格有些貴，他希望我們不要介意。

我們當然表示理解。不過在路上，我忍不住想，一生只有兩套衣服的父親，和只去五星級高檔酒店吃飯的兒子，這是多么有趣的對比??！

大兒子：我想找?guī)讉€好產品引進到印度

為了讓我們更好地了解他的家族，Ajay計劃 我們晚上和他的大兒子Prabhat見面。見面的地點正是他先前向我們提到的“他的俱樂部”—德里金卡納俱樂部。

Ajay深為自己的俱樂部感到驕傲，從下午就不斷地向我們介紹它的特殊性：“金卡納是德里‘最’頂級的俱樂部。它是盧提彥設計的新德里中的一部分，已有將近100年的歷史。它最早是駐印英國官員們的俱樂部。獨立后才向印度人開放，要成為它的會員必須在某一方面有特殊的貢獻……”

這一天，俱樂部里的人可真多，我們甚至無法在酒吧間里找到位置，只能被計劃 在酒吧間外的一個玻璃隔斷里。玻璃隔斷的那一邊，俱樂部的現(xiàn)任主席印度空軍中將NareshVerma正在和會員們握手寒暄。Ajay驕傲地告訴我們，中將是印度空軍中的老二，也是他的朋友。

片刻后，中將果真走到了我們的身邊。他是個溫和的人，說起話來喜歡不停地搖頭。他禮貌地歡迎我們的到來，并祝我們在印度有個愉快的旅程，但當我們請求合影留念時，他卻堅定地拒絕了。Ajay向我們解釋，中將有可能即將被任命為印度空軍的最高指揮官，所以不太方便和外國人合影，怕給政敵落下話柄。

Ajay告訴我們，俱樂部主要由公務員、軍人和專業(yè)人士組成，為了保證平等，并不歡迎有錢的商人。俱樂部有一個自治委員會，每年都會進行選舉。要成為金卡納的會員除了需要現(xiàn)有會員的提名外，還必須通過委員會審核。中將就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后來當我們和德里印度中國經濟文化促進會的薩奇布博士提起金卡納時，我們才知道：“現(xiàn)在要加入金卡納，恐怕要在等待名單上排上100年的隊。”

Ajay的兩個兒子Prabhat和Puneet也都有金卡納的會籍，不過并不是因為他們已經排了近100年的隊，而是因為金卡納也有“世襲制”的傳統(tǒng)。如果你是會員的孩子，12歲時便可以被提名候選加入，16歲時可以獲得一張附屬會員卡，到了25歲就可以獲得獨立會籍，參與自治委員會的選舉了。

Prabhat姍姍來遲。他的個子不高，大腹便便，是一個幽默、健談的人。因為從小在祖父身邊長大，所以他對教育和政治也頗有熱情。目前，他除了負責料理祖父留下的兩所學校外，還擔任著德里國大黨秘書長的職務。

“兩年前，我對中國還不感興趣。”Prabhat一坐下便說，“但2010年，我去上海看世博會，真是令我大開眼界１他說中國的高鐵和酒店服務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最為震撼的還是在世博會里看到的中國人排隊的秩序。“你知道，那些中國人來自不同的地方，有農村的、城市的，但他們都能在烈日下排上三、四個小時的隊。當然旁邊的軍人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是在印度，這樣的狀況早就發(fā)生騷亂了!”

他停下來，喝了幾口啤酒繼續(xù)說：“去年我又參加了廣交會。中國的外貿會和印度的外貿會也真是完全不同！印度的外貿會上全是手工制品，手工包、手工鞋帽、手工藝裝飾品……而中國的外貿會上有那么多的新產品１

“曾經印度和中國在同一水平線上，而現(xiàn)在，中國要比印度先進幾十年１他感嘆，“印度就是爭論得太多！你知道我們是個民主國家，一個方案提出來，總是有太多爭論，沒有實際的行動１

“當然，民主也并非不好。”他意識到自己先前的言論有些過于尖銳，“從長遠來看，我們也是在往前走的，只是效率被犧牲了。”

Prabhat又和我們談了些對于民主的看法。Ajay不時在一旁發(fā)表幾句自己的見解，但大多數時候還是笑瞇瞇地看著兒子高談闊論。

俱樂部酒吧間里的人越來越多，屋外草坪上也在舉行著派對，聽清楚對方說話變成了一件難事。我們即使扯著嗓子提高分貝，也不得不說一會兒，停一會兒。

休息了一陣后，Ajay突然很有禮貌地對我們說：“我可以問個問題嗎？”

“當然。”我說。

“現(xiàn)在中國人還記得1962年中印之間的那場戰(zhàn)爭嗎？你知道，還是有很多印度人記得的，所以一些人對中國并不友好。”

Ajay的問題的確有些令人意外，在中國，這場戰(zhàn)爭已經不太被提及。但Ajay說，作為戰(zhàn)敗國，那場戰(zhàn)爭對于印度來說是一次警醒，之后印度的工業(yè)，特別是與軍事相關的產業(yè)發(fā)展得很快。50年過去了，人們還時不時地會提起它。

Prabhat接過話茬：“所以我現(xiàn)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組織印度的學生到中國參觀。”然后他說了一句胡錦濤主席也曾說過的話：“年輕人間的交流最能增進兩國之間的友誼。”他告訴我們，小時候他曾作為印度的小使者訪美，他覺得這段經歷很美好，效果也不錯。

晚上十點，在極度困頓之下，我們又“轉戰(zhàn)”去了酒吧間旁邊的中國餐廳。這是俱樂部里最受歡迎的餐廳，而我卻一點胃口都沒有。印度人吃晚飯總是很遲，聽說幾年前飯店不到晚上八點不開門。后來外國人多了，情況才有所改變。不過席間的氛圍倒是更輕松了。Prabhat告訴我們，今年他還準備帶著老婆去廣交會，“我想找?guī)讉€好產品引進到印度”。

這個消息令Ajay相當高興，第二天他對我們說：“很多人因為我開始和中國做生意，而Prabhat總說看看再說。之前他對中國制造沒有信心，而我覺得他正在錯過這趟車。”他一直都努力說服兒子從教育界進入商界，“我對他說，假如你能找到一個產品，并在印度打開市場，就像你辦學校一樣，他們都是你的學生。”現(xiàn)在，他給兒子的建議是：“別一開始就做大的，先從小的開始。”

晚飯結束，Prabhat決定帶我們去穆斯林區(qū)兜兜風。我們從新德里到老德里，經過擁擠或冷僻的街道，最后來到紅堡前的古巷中。這里曾是莫臥兒王朝貴族們的地盤，現(xiàn)在卻是流浪者聚集的場所。雖然已是凌晨，但這里的人似乎毫無睡意。

我們經過了一座錫克教的神廟，一場祈禱儀式剛剛結束，數十名裹著厚頭巾的教徒在馬路上排成一排，傳遞水桶，清洗神廟。“他們覺得自己很聰明，但這么做其實根本沒有什么效率。”Prabhat笑著說。

此時，一輛5座小面包又從我們身邊經過。“看，里面坐了那么多人。”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哦１Ajay見怪不怪，“這是穆斯林的一家，開車的是男主人，女的都是老婆，其余都是孝。你知道，印度法律規(guī)定穆斯林可以娶4個老婆，但他們往往會娶上9個10個的。”

我發(fā)現(xiàn)，每每談到別的宗教，Ajay和Prabhat就會表現(xiàn)出印度教徒的優(yōu)越感。吃飯時，當我們談到佛教時，Prabhat也認真地告訴我們，佛教是印度教的一支，印度教的真理更為廣闊和博大。

不過當我問Prabhat，宗教對印度人的影響時，他顯得有些沮喪。他很遺憾地對我說：“很多精神都遺失了，大家都越來越物質化１

我對Prabhat的感嘆很感興趣，希望他能說得更具體些，但他并不愿多說。不過他的話倒令我想起2009年在哥本哈根參加世界氣候大會時與印度裔的Cleantech董事長的一次對話。當時我們的話題是中國、印度兩個發(fā)展速度極快的發(fā)展中國家，誰能最終勝出。談話的結論是：有信仰支撐的印度或許會比沒有信仰的中國走得更遠。

看來那時的結論也未必正確。印度人常說“生意就是生意”。在生意場上，沒有朋友，也沒有宗教。

小兒子：最大的問題是信任

在德里的第二個晚上，我們又被Ajay拉到了金卡納俱樂部。“如果你想知道中國企業(yè)和印度企業(yè)的合作情況，你應該和我的小兒子談談。”Ajay說。

與昨天相比，酒吧間里的人少了很多。“大家都在家看印度國家隊和巴基斯坦國家隊的板球比賽。”Ajay告訴我們，“這是件大事１5板球之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像當初的乒乓球之于中國和美國。2003年印巴雙邊和平進程啟動后，新德里和伊斯蘭堡舉行了一系列的比賽，成為兩國政府許可的最意義深遠的“人民與人民”的外交。

和哥哥一樣，Puneet也姍姍來遲。6好在等待并不枯燥，Ajay是個熱情的人，從來不會讓他的客人感到無聊。他試著在俱樂部里找些人和我們聊聊中國和印度。每日 他都會到俱樂部里小坐，而像他這樣把俱樂部當作每日 生活一部分的人也不是少數。不過他的朋友們似乎并不太給面子，每次他熱情地拉人來坐坐，別人不是即將離開，就是借故有事。于是，Ajay又和我們“八卦”起了俱樂部里的人們。

“你看那桌的老先生，他以前是個高官。每日 他都到這里來喝四杯威士忌，喝完就走。”Ajay指著酒吧間最里側一位傴僂著背、拄著拐杖的老頭說，“那就是他的桌子。誰都可以坐過去喝杯東西和他聊聊，他從來不讓別人買單。”接著，他又指了指右邊一張桌子上戴眼鏡衣冠楚楚的老頭說：“那位先生的父親曾是位名醫(yī)。每日 晚上7點，他必定會穿著正裝坐在這里。”

在我看來，金卡納就像是個“老頭”俱樂部。兩天來，我的眼前全是老態(tài)龍鐘的“銀發(fā)族”。但在Ajay的眼里，這些老頭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俱樂部是精英的聚集區(qū)，代表著他的身份。

雖然從未見面，但當Puneet出現(xiàn)在俱樂部的酒吧間時，我一眼就認出了他。他和他的哥哥簡直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Puneet是個電子工程師，在思維和行事方式上和他的父親Ajay很像。除了在和父親一同創(chuàng)立的咨詢公司中任董事外，一年前他剛剛加入了一家電器進口公司做管理工作。

“我必須說，要想從中國獲得真正的信息非常困難。”Puneet需要為公司從中國進口塑料制品、太陽能產品、玩具，但他發(fā)現(xiàn)中國有太多的貿易公司把一線的生產企業(yè)層層包圍。“每一家中國企業(yè)似乎都做1000種以上的產品。而事實上，真正做這種產品的只有10家企業(yè)。大多數廠家都是中間商，這令我們很難找到一線企業(yè)。即使是阿里巴巴的網站上，也是貿易商，不是生產商。”

他的感受很真實。在中國的很多地方，產業(yè)已經集群化。這在生產上是一件好事，產業(yè)鏈上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能就近解決，但對于想直接找到生產商的人來說，有時這就成了問題。往往一個地區(qū)都生產同一類產品，即使聯(lián)系的廠家自己不生產某種產品，他的鄰居也有。所以，當有訂單時，這些企業(yè)就搖身一變成為貿易商，從中牟取差價。

Puneet顯然吃過中國人的虧：“我們現(xiàn)在必須通過朋友、關系，實地去生產廠家，才能確定購買。”他說，和中國商人打交道最大的問題不是語言，而是信任。“從一開始這種信心就很難建立。當我和你談生意的時候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個生產商還是貿易商！在日本、歐美就完全沒有這種問題，什么都是公開透明的。”

“那有沒有想過和固定的中國企業(yè)合作，到印度來生產呢？”我們問。

“大多數我遇到的企業(yè)只想在印度賣東西，但對在印度建生產基地并不感興趣。”Puneet回答。

Ajay在一旁表示完全同意。他說，現(xiàn)在他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他正在接觸一家叫“東興”的中國企業(yè)，試圖說服它與印度知名的汽車部件生產商Omax在印度合資建廠，但碰到了一些問題。“中國企業(yè)說，你們從我們這里進口就很好了，為什么還要讓我過去？”

“印度是個很好的市場，有很多機會，但不要以為印度有那么多人口，就一定能賣很多１Puneet接著Ajay的話說，“曾經在印度市場上就有一種名為RIO的中國迷你SUV。它的部件在中國生產，組裝在印度完成。雖然這種車的樣子和性能都沒有什么問題，但在印度市場一直賣不好。”

Puneet認為國外產品要在印度成功，好的銷售系統(tǒng)和后續(xù)的售后服務都很重要，但這些都是中國企業(yè)很不重視的。“比如保質期，”他說，“我們現(xiàn)在就要為正在購買的太陽能產品多付2%的保質期費用。中國企業(yè)不保質，但我們必須為客戶保質。”

Puneet告訴我們，他服務的公司有許多產品都來自中國，但在印度市場上從來不以中國品牌出現(xiàn)。之前Ajay就曾對我們說：“中國產品在印度的口碑不好，給人的感覺是價格低廉，品質不佳，所以許多公司都是從中國進貨，然后貼上印度的品牌。”

Puneet指指我們身旁的一臺空調說：“這空調的部件肯定都來自中國，只是有個印度牌子。”

不過在Puneet和Ajay看來，造成中國產品“質差價廉”印象的主要責任人是印度貿易商。“貿易商只追求利潤，根本不會考慮品牌和售后。”他們說。

Ajay給我們舉了個例子：一開始印度市場上的節(jié)能燈泡90%都來自中國，但現(xiàn)在人們都不買中國貨。主要原因是適應中國穩(wěn)定電壓的中國燈泡適應不了印度的不穩(wěn)定電壓，報廢率極高。“事實上，只要安裝一個穩(wěn)壓器就行了。”Ajay說，“但中國企業(yè)不知道，而貿易商又總是進那些最便宜的節(jié)能燈，雖然這些燈泡在中國最少也可以用上一年，但在印度就只能用一個月。消費者哪管那么多，只知道是中國制造。所以貿易商把中國節(jié)能燈的名聲做壞了。”

而后，他很巧妙地進行了總結：“要在印度打開市場，最終還是品質重要。品質要好，就要適應當地的情況，就必須有一個懂得當地市場的人。”我明白他是在暗示“中國先生”的重要性。

Ajay和Puneet認為，要改善中國產品形象最好的辦法就是和印度合作，比如辦合資企業(yè)，但他們的感覺是中國企業(yè)目前的態(tài)度還是以貿易為主。

“是不是有別的原因讓中國企業(yè)不愿意進入，比如說政策的阻礙？”我們問。到印度前，我們曾在媒體上看到中國經濟學家樊綱批評印度的“變革 開放”是只“變革 ”不“開放”，在很多政策上限制外國企業(yè)在印度的發(fā)展。

“但是日本企業(yè)來了、韓國來了、德國企業(yè)來了，三星、LG、Honda、Suzuki??不僅這些大企業(yè)來了，它們還帶來了為他們生產配件的中小企業(yè)。”Ajay說。

Puneet也表示同意，“有可能在鐵路、防衛(wèi)系統(tǒng)上政府有所管制，但并不是在所有領域。”

我們又問：“現(xiàn)在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就越來越高，印度人口眾多，能取代中國成為制造大國嗎？”這是我們這次到印度前提出的假設。過去的30年中國經濟發(fā)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人口紅利。曾經中國內地企業(yè)憑借低勞力成本從日本、韓國、臺灣等人工較高的地區(qū)獲得了許多代工生產機會。如今，中國勞力的價格優(yōu)勢逐漸褪去，我們想知道印度是否有可能接替中國，依靠龐大的人口基數，成為下一個制造大國。

前一天，我們就同Ajay和他的大兒子Prabhat討論過這個話題。但他們都不看好印度的制造業(yè)。他們認為：第一、印度工人和中國工人的工作態(tài)度完全不一樣。中國工人可以在流水線上工作很長時間，但印度人不行。中國人能長期工作，只在五一、十一，或春節(jié)放假，印度人也不行；第二、印度沒有訓練有素的技工，也沒有足夠的技術學習 機構；第三、印度的勞動法很嚴厲，雇主和被雇者之間對立明顯。7很多企業(yè)只愿意簽6個月的合同工，不愿意花時間學習 新員工，擴大生產量。

和父親、哥哥一樣，Puneet對我們的假設也不認同，他又提出兩個新的問題：首先，印度還沒有像中國一樣形成產業(yè)集群區(qū)，產業(yè)配套不好，生產成本會更高；其次，印度對知識產權的管理十分嚴格，一些能夠在中國生產的產品，未必能在印度生產。

不過，Ajay對我們帶來的“中國制造業(yè)成本升高”的信息特別感興趣，后面的幾天他又陸續(xù)談到這個話題。在他看來，與其把印度變成另一個中國，還不如讓中國繼續(xù)做中國。有一天，他給我畫了張成本收益圖，然后認真地告訴我：中國勞動力成本增高，利潤下降，是一個能夠通過技術控制解決的問題。

“我就能為中國企業(yè)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我的專業(yè)。”不過Ajay并沒有具體告訴我該如何解決問題。在過去20年里，他已經從失敗和教訓中學到了什么是咨詢—“咨詢就是你不給錢，我不給建議。”

學校和市場

Ajay說：“要想知道中國商品在印度有多少，你們就應該去看看這里的批發(fā)市常”我們聽從了他的建議。在德里的第三天，我們打算去逛逛市常

一大早，Ajay便來接我們。我原以為他要和我們一起去市場，但很快就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外國人天真的想法。作為一個有身份的印度紳士，Ajay是絕不會去市嘗菜場這些擁擠臟亂的地方的。即使有需要，也由他的仆人代勞。Ajay的計劃是先帶我們參觀他父親創(chuàng)辦的一所學校，再由學校的老師帶我們去一個有近百年的老市唱Khurshid市常

我又想當然地以為這將只是一次普通的拜訪，但很快我發(fā)現(xiàn)又錯了。在學校我們受到了相當高的禮遇。一群十歲左右的孩子在門口迎接我們。進門時，兩個長相甜美，穿著紗麗，畫著濃妝的小女孩向我們行了印度傳統(tǒng)的歡迎禮—她們將花環(huán)套在我們的脖子上，然后用大拇指蘸上朱砂粉和一粒大米在我們的額前點了朱砂痣。我們每到一間教室，教室里的孩子們就會大聲地喊：“早上好，先生１“早上好，女士１低年級的老師帶領孩子們?yōu)槲覀兊牡絹硪槐楸榈爻瑁吣昙壍睦蠋熥尯⒆觽兣藕藐牶臀覀円黄鸷嫌啊?br />
Ajay似乎很享受被孩子們包圍的感覺，但學校里的每個人見到Ajay都畢恭畢敬，流露出很怕他的樣子。我想他一定還在財務上對這所學校負責，而Ajay卻說這所學校主要由他的小兒子打理，他目前只是在這里有間辦公室，掛個管理委員會主席的名頭。

當然，他的辦公室仍是學校里最大的一間。辦公室的墻上醒目地掛著他父親和母親的照片。前一天，我們已經知道，Ajay的母親Kaushalya也有一段傳奇的人生。

長話短說，她來自一個富裕的高等級家庭，年輕時和一戶大家的公子結了婚，但那戶人家待她不好，甚至想用毒藥把她害死。于是她回到娘家，并決心嫁給她年輕時的音樂老師，來自低等級家庭的RadhaRaman。然而此時熱衷于革命且信奉甘地主義的Radha已立下承諾，終身不娶。最后在圣雄甘地的撮合下，Radha同意照顧她一生，但不會有孝。Ajay是Radha弟弟的第七個孩子，Radha和Kaushalya唯一的養(yǎng)子。

“我父親的事業(yè)，我們家庭的發(fā)展都和我的母親密不可分。所以，我的母親也很受大家的尊敬。”Ajay告訴我們。而眼前這所學校就是最好的證明，這所學校由Ajay的父親創(chuàng)立，校舍由他的母親捐獻。

學校名為新能量，位于新老德里交界的帕哈爾—甘吉地區(qū)，是德里各種批發(fā)市場的所在地。1947年印巴大分裂前，這里曾是穆斯林聚居區(qū)，大分裂后，大批印度教徒搬進了逃離的穆斯林人家中，仍是人口稠密的居住區(qū)。直到1985年，新德里火車站在學校附近建成，這里成了德里主要的交通樞紐，情況才發(fā)生了改變。許多民宅開始慢慢變成了飯店、旅館，因此生源也逐漸減少。“你看到學校門口正在蓋的房子了嗎？”Ajay問，“五個星期前那里還是平地，現(xiàn)在已經變成四層樓了。他們正以‘中國速度’造這座酒店１

Ajay告訴我們，印度的學校分為三種：政府全資的免費公共學校、私立的公共學校以及政府出資65%、私人出資35%的公共學校。“新能量”屬于第三類。它的學生主要是周邊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學校的收入來自于學費，目前的運營能夠做到自給自足。

Ajay一邊介紹，一邊拿出從中國帶回的鐵觀音請我們喝。“很難在印度買到這樣好的中國茶。”他說。而事實上，這茶只是真空包裝，并沒有出眾的品質。“它在中國的成本價可能是1塊錢，售價是100塊，但在這里就要500塊。在印度，中國茶葉也很受歡迎。”

我開玩笑說：“那么我們來印度賣中國茶葉吧。”

沒想到，Ajay倒很認真：“只要你有，我就能賣出去。”

此時，校長帶來了兩位老師—“滿月”和“感情”8，她們將陪同我們一起去附近的小商品市常出發(fā)之前，Ajay煞有介事地對她們進行了一番囑咐：一定要保證安全，把他們當作你們的朋友，不要太引人注目……“滿月”和“感情”聽得相當認真，并不時回應：“是的，先生。”她們如此聽話，看起來又有些羞澀，以至于讓我以為她們才20多歲。

路上“滿月”告訴我，她已經40歲了。老師在印度是一個很不錯的職業(yè)，她必須很努力才能獲得這份工作。她的先生在另一所學校里做雜務。他們有一個女兒，家庭雖不很富裕，但也過得自在。

Khurshid市場確實離學校不遠，一間間的小店在崎嶇不平的窄路上鋪開，連成一大片市常市場里的小道十分擁擠，在里面行走時，人群摩肩接踵，擠得密不透風。當有頭頂大箱或手推貨車的搬運工經過時，人們就不得不相互貼著，讓出一條路來。

“滿月”和“感情”非常負責地為我們尋找中國產品。很快我們便發(fā)現(xiàn)市場里80%到90%的產品都來自中國。而且無論是電子產品、皮包，還是化妝品、塑料花、玩具……幾乎每戶商家都有來自中國的產品。

我們走到一家賣玩具的店家門口，店主聽說我們是來自中國的記者，熱情地邀請我們一起喝茶。9“我們的產品都來自中國。”他告訴“滿月”。

店主的兒子Marwah是個很帥的酗。去年他剛從學校計算機系畢業(yè)，今年就在店里幫父親做生意。他不打算繼續(xù)自己的專業(yè)，“生意太好，父親都忙不過來。”Marwah說。這家店鋪是Marwah家的家族產業(yè)，從他的爺爺開始，就在這個市場里做生意。起先他們賣的是廚房用的鐵器，2005年后開始轉做玩具生意?，F(xiàn)在，他們主要是從貿易商那里進貨，不過Marwah說自己正考慮著今年找個機會去中國看看，尋找貨源。“生意看起來越來越好。”他告訴我們。

從小店出來，已是中午時分，市場里更顯擁擠了。生意人停下了忙碌的腳步，圍著一個個小攤吃著咖喱飯和印度大餅。已經臨近Ajay規(guī)定“滿月”和“感情”必須帶我們回去的時間，“滿月”開始催促我們。路上她不停地問我：“您還滿意我們的幫助嗎？您獲得了您想獲得的信息嗎？”我明白，獲得我們的滿意就是獲得Ajay的滿意，這對她們很重要。

“你們有什么發(fā)現(xiàn)嗎？”Ajay坐在學校的辦公室里等著我們。

“正如您所言，市場里到處是中國貨。不過大多是一些價格低廉的小商品。”

Ajay很高興，我們的市場之旅證實了他先前一直和我們說的話。

“十幾年來，貿易商已經把太多廉價劣質的商品運到印度，所以很多人都說中國產品不好。但我是中國商品的擁護者，任何人說中國商品不好，我都會努力辯解。如果中國的產品不好，它怎么會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為什么美國人買那么多？”Ajay說，“不過是時候讓中國企業(yè)帶一些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到印度了。”

“什么我都要１

接下來的幾天，Ajay的熱情變得越來越讓人難以忍受。他似乎成了我們在印度的“經紀人”，每日 我們都要向他報備行程，否則他就會不時地打來電話“查崗”。

這一天，我們將去古爾岡拜訪中興通訊，Ajay也執(zhí)意與我們同去。

古爾岡相當于河北省的廊坊，離首都德里只有半個小時的車程，但它在行政管轄上已屬哈利亞納邦。很多人都說古爾岡是“新新德里”，是德里地區(qū)最具有現(xiàn)代感的地方—因為這里高樓大廈林立，各大品牌店鱗次櫛比，跨國大公司隔街相望。當然，很重要的是這里的地價也上升得很快。

中興的采訪約在了下午，于是Ajay先把我們帶到了他先前向我們提起過的印度企業(yè)Omax。起初，我們并不太清楚他的用意。首先和我們見面的是Omax的董事Chawla先生。

Chawla先生50多歲，個頭不高，有些禿發(fā)，但臉色紅潤，頭頂泛著健康的油光。他是Omax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1985年，他和公司主席從制造摩托車配件開始，把Omax經營成現(xiàn)在這個總資產達到3億美元的大型上市公司。他告訴我們，現(xiàn)在Omax已是印度企業(yè)300強之一，在行業(yè)內排名前三，產品除了摩托車、卡車、汽車配件外，還包括廚衛(wèi)用具的部件，以及折疊式桌子等等。

“我們來是想看看印度市場中是否有中國企業(yè)的機會。”我們告訴Chawla先生此行的目的。

“印度市場上充滿了中國商品，在合法的渠道里有很多，在非法的渠道里也有很多。”Chawla先生說，“不過中國企業(yè)在印度仍大有可為，特別是消費品生產企業(yè)。之前中國產品的質量不好，但中國產品的質量逐漸提升，在價格上很有競爭力。另外，印度是個很大的市場，對于質量好、價格貴的產品，和質量普通、價格便宜的產品都有很大的需求。”

“您的公司是否與中國企業(yè)有合作呢？”

“我們正希望和中國企業(yè)合作。”Chawla先生回答，Omax希望從中國引進一些汽車配件的技術，和中國企業(yè)在印度建立合資企業(yè)，Ajay正是幫助他們和中國合作伙伴的印度中間人之一。

“我和Ajay十年前就認識了，”Chawla先生說，“那時候Ajay幫我們做一些質量控制的咨詢服務。”

這一天，Ajay似乎很忙，總是在不停地接電話打電話。他后來告訴我，這是他的另一個項目：為寧波鑫豐磁業(yè)做印度的代理銷售。

等Ajay接完電話回來時，公司的茶水工已經為我們遞上了印度奶茶。Ajay嘗了一口茶，頓時贊不絕口：“你們一定要嘗嘗Chawla先生的茶，來自印度南部，是極好的品種。”

我們隨即喝了一口，的確除了奶味、甜味以外，這茶有一種特殊香料的味道。

“你們在哪里都喝不上這種茶，只有在Omax１Ajay又說。這句話顯然有些夸張，惹得Chawla先生在一旁不好意思地說：“沒有，沒有。”

為了趕中興的采訪，我們和Chawla先生的見面非常簡短。但下午，當我們結束了對中興的訪問后，Ajay又把我們帶回到了Omax。

接著和我們見面的是Omax大型汽車配件生產的負責人KishorKarnataki先生。Omax目前有六大板塊的業(yè)務，Kishor所負責的大型汽車配件生產部門是第三大盈利部門。Kishor四十歲出頭，顴骨很高，皮膚白凈，一雙細長的杏眼透露出他有著中亞祖先的血統(tǒng)。他是個一板一眼的人。辦公桌上整齊地放著些文件，辦公桌一側的窗臺上有順序地列著公司獲得的獎牌，其中一塊最醒目的獎牌上寫著—“2011年度塔塔最佳供應商”。

Kishor打開PPT，開始認真地向我們講解他部門的情況：

“公司四年前開始計劃成立大型汽車配件部，三年前開始正式投產，第一年部門的產值就達到8000萬盧比，第二年產值1億1000萬盧比，今年是第三年預計產值達到1億6000萬盧比，明年計劃的產值在2億5000萬盧比。”

“他們的發(fā)展極快。”Ajay在一旁敲著邊鼓。

“而且這還只是現(xiàn)在這一個生產基地的產值。”Kishor又說，“下個星期，200公里外的新廠房就要開工，位于古吉拉特邦的第三個生產基地也要上馬。”

這些PPT剛由Ajay找了一個在古爾岡的中國人翻譯成中文，主要介紹了大型汽車配件部的主要產品。當Kishor先生翻到最后一頁時，我終于明白了Ajay把我們帶到Omax的目的。“這些是我們需要的技術和產品。”Kishor先生指著電腦屏上的汽車部件說，他希望今年內在中國找到合適的合作伙伴，而Ajay則希望我們也能為他提供線索。

Kishor對與中國公司合作充滿了期待。去年，他第一次去中國就在合肥購買了一套沖壓設備。今年在Ajay的撮合下，又正準備與東興進行合作。

“我對中國的印象極好。那些公路、那些廠房都建得很好。還有高鐵，很快。我去的那些廠，我發(fā)現(xiàn)那些人對我們都很熱情，很有興趣做自己的工作，很熱情。”Kishor說，“但中國有很多不同水平的工廠，你不能坐在這里，認為每個廠都差不多，你必須去考察。”

Ajay在一旁補充：“在中國講英語的人很少，有溝通問題。但當你實地去看了，問題就會熊多。”

然后Kishor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你們對于中國企業(yè)想進入印度知道些什么呢？它們愿不愿意過來？是什么阻礙了它們？”

“中國企業(yè)愿意來的。它們有資金、有技術，有想法，只是缺少渠道。”

“它們只是缺少路徑嗎？還是缺少信心？”

我們繼續(xù)堅持著自己的觀點，顯然沒有明白他問話的原因。他將身體靠到桌前，用一種“你不明白”的表情看著我。

“對于中國企業(yè)，信心建設非常重要。你看，福田汽車已經在這里了。東興是他們在中國的供應商，所以我們希望東興也能在這里為他們提供配件。他們知道客戶在這里，這就是一個信心的建設。至于其他的信心建設呢？我們知道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和供應商打交道，和勞力打交道，這些都能幫助建立信心。”

我明白Kishor的意思。他想說，中國企業(yè)提供技術、設備，而Omax能夠幫助解決一切印度當地的問題，這樣的合作是一種雙贏的合作。

話說到這里，Ajay拿出了一疊機票和發(fā)票交給了Kishor。這是前些日子他幫Omax找到東興時的出差費用。“Kishor對我很滿意，這次順便把這些發(fā)票報了。”Ajay后來坦率地告訴我。

從Kishor的辦公室出來，我們又馬上被帶到了旁邊的另一間辦公室。和我們見面的是Omax最大盈利部門二輪配件部的的負責人NareshKaushik先生。Ajay告訴我們，Naresh是Omax大老板眼里的明星。他雷厲風行，在短短九個月里就讓質量提升、效率提高、產量提高，完成了前三個經理完不成的任務。

看得出來，Naresh是一個強勢的人。他的話很少，但句句言簡意賅。他的桌面上什么都沒有，說明他很少待在辦公室。他與我們見面的目的和Kishor一樣，都是希望在中國尋找可生產的產品。我們和他的談話只有八分鐘，但對他的要求理解得異常清晰。

“什么我都要１Naresh沒有任何開場白，直接進入主題，“直接讓我看產品，我來選擇。”

在Naresh的強勢下，Ajay也變得強勢起來，直接對我說：“4月30日之前，我必須給Naresh10個中國企業(yè)。這些企業(yè)要愿意在印度生產，并且我認為他們能夠和Omax企業(yè)合作。5月我們就到中國去。Naresh是老虎型的領導人，是整個公司里行動最快的。所以你必須給我建議，哪些中國企業(yè)可以合作，給我一個50到60個企業(yè)的名單，我來選擇。”

“你們需要什么樣的產品企業(yè)呢？”我們問。

“可以是與汽車相關的工程產品，也可以和汽車無關的工程產品，可以是印度生產，在中國銷售，也可以是在印度生產，在印度或其他市場銷售。”Naresh說得很快。

“我提供生產條件、勞動力、印度市場銷售。”他強調。

“這個企業(yè)很開放，也努力尋求更好的發(fā)展，它有經濟支柱，有生產廠房，有人，現(xiàn)在就是缺產品。”Ajay補充。

“為什么不參加行業(yè)會呢？”我們問。

“行業(yè)會上的企業(yè)只是賣東西、銷售，并不到印度來。”Naresh顯得有些不耐煩。

我們的會面就這樣結束了。一從Naresh的辦公室出來，Ajay又和我說：“你必須看看你是否有合適的企業(yè)，然后交給我，我會和Omax繼續(xù)談。”

從古爾岡回德里的路上，Ajay繼續(xù)提醒我：“Naresh的管理風格和Kishor很不同。一個需要所有的信息擺在手邊，一個給人授權。但這兩種方法都很奏效。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知道我的能力。我也明白他們。假如他們要看產品，那就是已經有70%的合作可能，他們可沒有時間一家家篩眩”

“你明白嗎？當你介紹人給Omax的時候，聯(lián)系人是我，而不是他們。”

尾聲

傍晚時分是德里一天中最美好最愜意的時刻。白天的暑氣漸漸消散，太陽的余輝灑在樹木和建筑上，像為它們涂上了一層新鮮的奶油。我們坐在英迪拉·甘地機場附近一家私人俱樂部的草坪上，陣陣涼風吹散了一整天在古爾岡奔波的疲乏。

“你們一定是Ajay的朋友了。”“歡樂”先生就這樣出現(xiàn)在了我們面前。他是我們這一晚的主人，也是Ajay認識了50年的朋友。他的大名是PramodSrivastava，Pramod在印地語里的意思是歡樂，為方便起見，我們就直接稱呼他為“歡樂”先生。

“歡樂”先生的個子不高，謝了頂，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他比Ajay小兩歲，父親也是尼赫魯首屆內閣的部長。剛退休那陣，他曾經和Ajay一起從德國進口一種殘疾人用品到印度市場銷售，后來隨著進口成本升高，生意也就停止了。和仍然渴望著做事、每日 仍風塵仆仆跑東跑西的Ajay不同，“歡樂”先生已經退休在家，頤養(yǎng)天年了。

一整晚，我們很少談論中國和印度，只是在享受這個美好的夜晚。Ajay和“歡樂”先生則多用印地語交談著。很多時候都是Ajay大發(fā)議論，“歡樂”先生在對面微笑地聽著。只有當餐廳里的印度歌手為我們唱起一首關于中國的電影老歌10時，“歡樂”先生打斷了Ajay，情不自禁地跟著和了起來：

“先生，我來自中國，

我的心是中國心，

我的青春來自新加坡，

我的族人來自上海。

放你的手在我的心，

你就會瘋狂，

我的名字是ChinChinChin，

哦，先生，你和我，

多么美好的相聚，

看見你點燃我心，

……”

Ajay為我們將這首印地語的歌翻譯成了英文，也跟著“歡樂”先生一起做著印度式的搖頭動作，唱了起來。此時的Ajay和以往不同，讓人倍感親切而輕松。

但這樣的Ajay并沒有維持多久。在回去的路上，或許是意識到這將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他又像往常一樣反反復復叨念起對中國企業(yè)的想法：

“中國企業(yè)出口到印度的產品必須升級，不只是要價格便宜，還要質量可靠。過去的15年證明了一點：貿易商并不能為中國企業(yè)帶來任何好處，他們只是從商品倒賣中獲得利潤，并不關心品牌、售后服務。所以中國企業(yè)需要進入到印度。但當進入印度市場時，環(huán)境、情況都不是他們原先熟悉的，他們需要調整、適應。他們需要有好的‘中間人’，讓他們了解市嘗為他們拓展關系。”